【民主中国5972】 茆家升：关于土地私有、宗法制度与乡村自治若干问题的思考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2/2017              

茆家升：关于土地私有、宗法制度与乡村自治若干问题的思考

作者: 茆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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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自治选举（网络图片）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

 

农村、农民、农业，所谓三农问题，困绕了中国数千年，近百年来更是重大社会矛盾的焦点。从历代统治者，到相关的志士仁人，都曾给予严重关注。官方施行过不同的农业政策，官方和学界也发表过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表达自己的观点。学者们也曾在官方或支持或默许或不管的情况下，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和部分地区实验性的建设与变革。尽管结果天差地别，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成功的经验，有灾难浩劫；还有更多的值得争议和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话题。它们都是我们今天如何合理处置三农问题，绕不开也不应回避的真实历史。当今执政者和官方与民间学界，对既往的历史，应该如何冷静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去认识去分析去面对它，考验着执政者与学界的担当与良知。兹事体大，笔者只能谈一点浅显的认知理解，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延绵数千年的土地私有制是乡村政治生态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靠农耕立国古老国家，广袤的乡村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基本状况如何？农村种种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古老乡村的政治生态、管理方式、经营理念、文化状态、道德基础、价值观念，究竟是怎样的？是否需要变革与创新？

 

这是－个十分严峻的话题，是乡村众多矛盾的焦点。放大一点说，也是近百年来动乱与很多重大灾难的原点。换－个叙事角度说，就是谁能对农村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并能提出有益于改善乡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好政策好办法，就是在做好事，就是好人好政权，就是在推动历史前进；反之，不问你有多么漂亮的说词，打着什么蛊惑人心的旗号，只要你们的所作所为的实质，是伤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直接伤害农民健康生命者，就是千古罪人，就是开历史倒车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农村闭塞保守，愚昧落后，生产效率不高，文化科技水平低下，文盲众多，疾病丛生，如胡适先生所总结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所谓五鬼闹中华（胡适"我们走哪条路"1934年4月） 总之是远离了现代文明，当然须要变革与创新，这方面分歧不大。

 

这只是问题的－面，另一面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寻求生存与繁衍过程中，形成的勤劳质朴节儉和从善和睦友爱恭谦等优良品质，加上数千年皇权不下县，而形成的乡村相对自治的政治生态，使我们祖祖辈辈在中国这块并不富饶，也还能平静的生存繁衍下去。

 

造成这种复杂甚或有些尴尬的生态状况，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主要的原因一是土地私有，二是宗法体系。两件事皆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只能简述之。

 

先说土地私有。中国土地私有制，最早见于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核心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承认土地私有。从此直到1949年之前没有变过。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百代多行秦政事"。奇怪的是秦代的大－统、专制集权独裁，韩非子、李斯、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鼓吹的阴谋与酷刑都承袭下来，还发扬光大了。唯独土地私有他拒绝了，改投马克思的"消灭私有制"了。此乃为何？是本文主旨之－，以下还要细述。

 

有人要问，中国历史上有过土地公有制吗？只能说可能有过。为何这么说，因为据孟子所述，夏、商、周三代，都实行土地井田制，而且是主要政治体制。这个土地井田制，"井"字中间那－块就是"公田"，也就是公有制了。可惜除《孟于》之外，别处皆无记载。所以近代学者胡适范文澜等不承认有过，郭沫若认为是"孟子式的乌托邦"。这就是说，秦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一直是私有制了。虽然这种私有制很脆弱，得不到有力保障，历代统治者都可能以各种形势来剝夺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王权至高无上，对全国有绝对的统治权。但这只是大框架，相对来说，实行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对本国有完整的统治权，否则国将不国。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看施行的是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而己。也就是说在王权时代，在大一统的框架内，农民土地私有，依然有一定的合法性，其标志就是土地证也就是田契制度。土地证藏在自己家中，毕竟有－定程度的安全感。而且在王朝更迭的动乱之中，土地私有制也未改变过。据已知材料，明朝发的土地证，清朝是承认的；清朝发的土地证即田契，北洋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都是承认的，到1949年之后才作废。不过共和国暴力土改之后，也是发过红彤彤的土地证的，可惜证件还未捂热，农业合作化一来，土地证又没了。

 

至于中共政权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反复，远非1949年全国暴力土改之后，发放了土地证，旋即又收回了那么简单。土地问题是中共立国之本，远在1927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前后，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 政策，即是废除延绵数千年土地私有制的肇始。继之到1930年在江西成立的瑞金苏维埃共和国（真正的'国中之国'）政府，也颁布的多项土地法。如"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还有1930 年 2月 7 日由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毛的这个土地法，在当时曾被认为是标志毛泽东土地政策从较左的立场，转向较具现实主义立场的文件。这些土地法，具体都有哪些政策法规，现在都难以稽考。但是，无论谁偏左也好，谁偏右也好，就是当时被认为较现实的《二七土地法》，全都是废除在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土地权私有制的！其中的分歧只不过是地主该不该分地；富农该分什么样的地；该不该没收中农土地重新划分等？现在看来，只是细枝末节的差别。而打倒地主富农包括富裕一些中农，经济上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包括土地房屋和各种所谓浮财，甚至女人；政治上对他们实行专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些可以称之为"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从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到1949年政权更迭，直到农业合作化，及其最高形式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没有改变过。（直到胡耀邦时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为四类分子摘帽，才有所改变。）

 

学界如何看待执政者延绵数十年的土地政策，具体点说就是该不该在农村，包括执政后对城市的工商业和手工业者，实行消灭私有制政策？首先是在农村该不该废除延续数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该不该对地主富农们赶尽杀绝？直到人身消灭？！这样做法理何在？是否无法无天，滥杀无辜！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是革命形势大好，还是一场浩劫？我想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主流舆论与民间的意见，一直分歧很大，一定还会长期争议下去，我们也期待着真理会愈辩愈明，社会总归会向前进的。这个问题我在另一章论述彭湃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诸多问题时，还将做进一步的探讨，现在还是先谈谈乡村自治等问题。

 

为何说土地私有是乡村自治必要的基础？因为中国数千年农耕立国，皆依赖土地生存，土地是农民命根子。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代表中国数千年来农民的心声。在中国数千年"皇权不下县"的政治背景下，农民手中有了那并不算牢固的小本本，那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如一首先秦无名氏的《击壤歌》所吟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几千年来我们的乡民祖先，并不把皇帝老儿和历代的统治者放在眼里，更不会放下心上。关心的是家里的那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是一家人存活的根本。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亘古不变的基本常识。也是先民们的基本心态。

 

先民们数千年都是靠土地这块大蛋糕养活着的，也包括养活了历代统治者。历代的统治者，不可能不对土地的资源垂涎！但为何历代官府还要实行什么"皇权不下县"呢？要是把其权力机构，延伸至基层每个角落里，那样岂不是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难道他们都是傻子吗，直到1949年之后才聪明起来？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实际不简单，牵涉面是很广的，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就是皇帝老儿都不傻！即是某朝某代出过如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不可能朝朝代代都傻；即使皇帝傻，那些饱读诗书的朝臣谋士们也傻吗？事实应该是，皇帝和朝臣们，他们都不傻！他们都懂得利益和责任永远都是不可分割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一个只想掠夺百姓财富，不顾百姓利益的政权，注定是短命的！再说把政权延伸至广袤乡村，骤然增加那么多不生产专吃皇粮的官员，在经济落后没有多少所谓剩余价值可榨取的乡村，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举措。弄得不好激起民变改朝换代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头脑清醒一点的统治者，还是延续老规矩， "皇权不下县"安稳些。

 

但是，广袤的乡村不可能没有一个组织者，虽然各家各户都在经营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也不可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总会有许多群体性事务须要处理。远古时代还有酋长管理族群，社会前进了，当然也不乏管理者。既然皇权不来官府不来，那宗法制度就责无旁贷地成了广袤乡村的管理者。接近事实的说法应该是，它们本来就在那里，从未离开过。

 

当然乡绅也好，宗族也好，都只能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延续，要是苏维埃式的暴力革命－来，地主富农们全打倒消灭了，代表宗法制度的族长们，大都被毙了，祠堂也拆了，村村都建立支部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也就彻底结束了。

 

至于宗法制度如何依赖族群和乡绅们，怎样管理广袤的乡村，它们和官府关系究竟如何？在绵绵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究竟代表了那些人的利益，他们对社会的发展，究竟起到过怎样的作用呢？

 

二，说说延续数千年，且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体制。

 

人们要问，何谓宗法体制？说来话长，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由母系社会转至男性社会时期。或者说是由对女性的生殖崇拜，转向对男性的生殖崇拜时期。关于生殖崇拜与宗法体制的关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贤周予同、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做过－些研究。周予同老先生1927年在《孝与生殖崇拜》一文中说到："儒家哲学就是生殖崇拜哲学，儒家的根本思想生发于生殖崇拜，其深层是对男根的崇拜。" 这几句话现在能理解和接受的人不多了，很多人对所谓生殖崇拜哲学会更陌生，但它恰是中华民族的根。人类在丛林时代，有过漫长的母系社会，种群的生存与延续，很大程度依赖雌性物种的大量繁衍，如老子所言"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这是母性生殖崇拜时期。大约到了距今六千多年前，即半坡仰韶文化期间，经出土文物证明，中国先人们已经从母系社会开始走向父系社会，即由女性生殖崇拜，开始转向男性生殖崇拜。

 

这是人类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由于男性的被解放，生产力大大的发展了，但男尊女卑的积弊，也由此滥觞了。到了夏、商、周王朝时期，完整的封建宗法制度形成了。其核心是"嫡长继承制"，以保证男性主宰的"家天下"可以延续下去，家族的利益可以延续。再到了孔子年代，儒家学说主宰了社会，其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权至上，上尊下卑，男尊女卑，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汉代董仲舒又把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与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儒家学说就有了宗教神学色彩。 "三纲五常"就成了天意，天意不可违，"三纲五常"就成了维持封建统治几千年的基石。

说到几千年来的宗法制度，对现当代的影响，我们大致可以寻找出如下的轨迹：由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宣扬孝道------崇尚血亲，而至迷信血统，组成血亲纲络，直至形成顽固的权贵利益集团。以上就是宗法制度形成的历史根源，也是当今所谓"太子党"、"红二代"、"官n代"聚集的根脉。他们只能代表家族利益、血亲网络利益、权贵集团利益。

 

近代以来，权贵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与侵占，有愈演愈烈之势！典型的表现就是'血亲网络政治化'和'政治网络血亲化'，天下权力与财富大都入政治血亲网络彀中！网络外的草民们再也难得获取上升空间，连分一杯羹也难。对此积弊有人称之为'阶级固化'，其实是延绵数千年的宗法制度，在新时期的恶性发展！具有比帝制时代更大的侵略性垄断性和暴力性！是历史的大倒退！

 

为何这样说？帝制时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至高无上，皇帝老儿和他的皇亲国戚们，侵占了国家很多的权力与财富，高高在上，欺压百姓。皇宫内糜烂腐朽透顶，后宫佳丽数千人，骄奢淫逸，黎民百姓，苦不堪言。所以辛亥革命烈士谭嗣同先生，称数千年帝王都是贼！都是窃国大盗！但是，所谓皇室成员，包括那些什么藩王郡王及其子子孙孙，乃至皇亲国戚们，毕竟有一个成文或不成文的所谓框，说是标准也行，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上的。那就意味着沾上'皇'字的人，其数量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人数不会是无穷大的。起码所谓皇室成员，不可能伸延至每－个穷乡僻壤山诹海隅。这也是数千年皇权不下县的原因之一。百姓们尤其是广袤的乡村，人们还可以有不受皇权力约束相对的自由空间。

 

然而在'血亲网络政治化'和'政治网络血亲化'的当下，这个血亲网络，则有着可以无限延伸的空间，所谓的权贵则接近于无穷大！此非危言耸听，君不见从最高层来说，某大领导曾公言，政权还是交给自己的人放心（言下之意是说儿孙们不会挖自己老子的祖坟）。这句话当然不是白说，他接着说这些大臣们的儿孙中，每家要有一个人出任副部级官员，如果能力强的，还能往上升（起码副部可以保底）。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甚之！于是乎层层级级任人唯亲子孙接班，网络血亲掌权搂钱的大戏，在神州大舞台一代代演绎下去了！真是好不热闹。其实早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期，就有人说了，一个大队书记就是大队国的国王，一个公社书记就是公社国国王。当然这么说有些激而言之，但也确是切中肯綮。如果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不妨深入基层，做一番实地调查，再来验证是非。

这里有一份公开发表的调查报告，不妨摘录一些重要数据，供读者参考。

 

2011年9月，《南方周末》发表了冯军旗的文章"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引起广泛关注。冯军旗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写成研究论文《中县干部》。"政治家族"即为其中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所谓"家族"，是指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调查统计，在中县之内，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共161个"政治家族"。他们占据了中县各部门的重要职位。

   

由此我也记得网上曾有报道，某人也只是对一位县处级领导的孙子辈某人，提出过可能是激烈一些的意见，就被扣上炮打红色政权的帽子。以此类比，如果对厅一级省－级或更高层的统治者乃至亲属提意见，后果又会怎样呢？说明血亲网络政治化和政治网络血亲化，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对网络外尤其是普罗大众，具有怎样的侵略性压迫性和垄断性！    

   

冯先生的文章发表至今已近六年，官二代现象有所收敛吗？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不仅没有，倒愈演愈烈了。甚至给了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感觉。在一些既得利益者，或是说身为权贵的人看来，似乎理应如此。甚至会说，老子打下的江山，儿孙们去坐，有什么不可以。不服气吗？某高官曾扬言，要改变现政权吗？那你们拿几千万人头来换！

 

话真的可以这样说吗，那还有－点公平正义可言吗？还像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国家吗？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有那么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甘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还有必要吗？那维护帝制的人，也可以说，我的皇帝位子是老皇帝和更老皇帝一代代传下来的，有什么不合理，干嘛要被你们推翻！

 

然而，历史的潮流总的来说，还是会滚滚向前的，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说到底不问什么血亲网络政治化，政治网络血亲化，一时能呼风唤雨，君临天下，气势汹汹。它本质上毕竟是 封建的、落后的、僵化的，乃至是反动的，是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势力，终将被民主宪政的大潮淹没。

近一百年前陈独秀先生曾提出过"万恶孝为首"，并列出孝的十大罪状，言论虽有些过激，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如果说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控制着千载的庙堂，直到今天依然影响巨大，严重地延滞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那么它在基层，尤其是广袤的乡村，它的境况又如何呢？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它和数千来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有过怎样的关联呢？

 

说起宗法制度，不能不说到一个词，就是"家国同构"。何谓"家国同构"？简单点说就是上行下效，上下－致。上有帝王，下有族长；上有朝廷，下有词堂。上上下下实行的都是"嫡长继承制"，皇室利益与家族利益都是第一位的！

 

但是，在家与国之间，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横亘在个人选择之间，那就是究竟应该放弃个人与家族利，一切服从所谓国家利益，完成所谓国家主义；还是应该寻求个人自由与维护家族利益？它又回归到一个古老的命题，即'忠'和'孝'的选择上。是'忠孝合一'，所谓'忠臣出自孝子'呢，还是'忠孝不能两全'？儒家学说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究竟应该如何摆正其中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不想延伸讨论。只想说近现代以来，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蛊惑下，老百姓灾难深重，民不聊生，提醒我们应该对所谓的国家主义，始终都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话说远了，还是说说宗法制度与乡村自治的关系。

 

宗法制度虽然有其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但它既然能长期存在，且根深蒂

固，应该有它存在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基础，也可能从某种角度看，会有它合理的一面。比如在广袤的乡村，自夏商周以来，虽然经历过历代王朝更迭的动乱，宗法制度在乡村，从未有过根本的改变，亦如土地私有制未改变过一样。那它对乡村的政治生态，乡村经济诸多方面，究竟有过怎样的影响呢？它和城市里和官场里，都是－样的吗，有过维护农民们尤其是贫苦的农民们利益吗？宗法体系的上层，具体点说就是那些富裕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他们和广大的贫苦农民之间，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特别是和'士绅文化'的形成有何直接联系呢？

 

客观－点说，别问中国的这种古老的僵化的宗法制度，再寻根究底联系到儒家的三纲五常，对中国的发展，是怎样的阻挠与桎梏。就其对中国广袤的乡村而言，是有其两面性的。宗法体制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对广大乡民先是同姓同宗，再扩展至异姓乡亲，都有一定维护的。乡村中最贫穷最困苦，甚至一些无业游民，地痞懒汉生活无依无靠者，很多时候也是依赖大户人家，也就是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庇佑，说白了还是依赖宗法体制的余阴，得以生存下来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宗法体制奉行的是儒家学说，所谓仁者爱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的儒家民本思想人道主义。这些中小地主和士绅们，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承者，和传统道德的维系者。宗法制度不是一级政权，但它在基层，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某些方面能替代一级政权。在姓氏的词堂里，以执行"家法"名义，对氏族中所谓不良分子，予以惩处。最重者甚至可以"沉塘""绞杀"！而惩处的标准，常常是一个"德"字，这个"德"基本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比如对所谓不贞女子，施行"家法"， 依据就是男尊女卑和什么夫为妻纲。

 

值得一说的是，宗族的族长们，基本是中小地主群体，一般皆文化层次较高，道德品质较好。他们能成为乡村的事实上的管理者，靠的就是财富的力量，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有的还有世袭的力量。他们也是士绅文化的代表人物，更是数千年来乡村自治的关键因素。可惜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一来，尤其是暴力土改之后，士绅阶层彻底消亡了，士绅文化也荡然无存了，古老的乡村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乡村宗法制度中的上层人物，就是那些地主士绅们，在对同宗和异宗中的穷苦民众有若干关照与庇护的同时，也有剥削、压迫和歧视。后者是乡村中的弱势人群，与富人们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常态下，只要矛盾着的双方，都没有过激的行为，或是说贫富差距不是过大，社会秩序还是相对稳定的。当然这种相对稳也很脆弱，遇到非常时期，比如灾荒、时局的动乱，最具代表性的是暴力土改来了，相对的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就可能是大动乱大破坏。其根本原因还是利益的驱动。富人们都想守护好自身利益，穷人们则想尽快富起来，最好是一夜翻身，怎样才能实现，当然只能依仗暴力了！而一旦只依仗暴力来掠夺财富，这个社会还能平静吗？

 

纵观中国社会几千年，像暴力土改这样非常时期，毕竟是罕见的。乡村长期以来，还是相对稳定的。其深层次原因，还是依赖了儒家学说。历代的统治者，包括朝廷命官的各级官员，和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乡村自治，基本理念是－致的。通常统治者是强势，乡村中的中小地主和士绅们，不得不听政府的，这时皇权和宗法起的是迭加作用；但是，如果统治者贪得无厌，恶政连年，疯狂掠夺至肆无忌惮地步。政府对乡村的剥夺，也直接损害中小地主和士绅们的利益，那这些宗法制度的上层人物，经常会站在广大农民－边，这时的宗法体制对统治者，起的就是缓冲和制衡作用了。只要矛盾不是太尖锐，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这种缓冲与制衡，说白了就是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对缓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常常起到积极作用的。

 

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各地各时，乃至各民族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各各有别。如果解决各种矛盾的方法，只用毛泽东式的阶级分析和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从过去的实践看，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农村的全面情况，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执政者是在效法斯大林，对中国农村，实行彻底的掠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古老的中国虽然远离了现代文明，但依然保留了很多中国式古老的文明，离开了它们，所谓文明古国，就是－句空话。它也是中国农村前进与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忽略它抛弃它盲目改造它，必然会引发农村大乱，甚至民不聊生，这方面的教训是太深刻了。怎样的改革才是合理的，是摆在国人面前严峻的话题，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必须认真严肃的对待！

 

2014年11月初稿，2017年8月改写定稿，时八十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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