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華民國復興會

2017年9月13日 星期三

【民主中国5988】 胡平:当局是曾打算把刘晓波放逐海外吗?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2017              

胡平:当局是曾打算把刘晓波放逐海外吗?

作者: 胡平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年3月的那次探监,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才把她得了重度抑郁症和心脏病,她的弟弟被判重刑,她的父母相继过世等事情告诉刘晓波。刘晓波获悉后非常震撼,为了刘霞的身体,决定同意跟刘霞以及刘霞的弟弟刘辉一道出国。于是刘霞写信向当局申请,由刘晓波及弟弟刘辉陪伴自己去德国治疗。
不少人对此感到很困惑。他们弄不懂,刘晓波怎么能以妻子需要出国治病为理由,要当局把自己也从监狱中放出来和妻子一道出国,而且还要带上也是被判重刑的妻弟同行呢?一个仍在狱中服刑的犯人凭什么会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呢?
是的,乍一看去,刘晓波的这个要求太高了,高得超乎常理。但是从刘晓波和刘霞当时的角度,他们提这样的要求一点也不过份。因为在当时,刘晓波和刘霞都以为,当局是巴不得把刘晓波流放海外的,只要刘晓波愿意接受流亡,当局就愿意做出让步。这说明,刘晓波先前确实得到过当局的某种明示或暗示,希望刘晓波能同意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到西方;唯其如此,刘晓波和刘霞才会认为,如果刘晓波同意流亡,那就是对当局的一个大让步,因而就可以换取当局也作出让步。早先,我不止一次听到传言,说当局愿意把刘晓波放逐海外。现在看来,这种传言是真实的。
2008年刘晓波被捕前最后一次采访录像中,刘晓波谈到,在1996-1999年他被判劳教期间,他本来是有机会免除劳教,离开中国到西方的。刘晓波说:"98年,克林顿来访,中国政府找我(刘晓波)谈过,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到美国去。我实话实说,如果你们真给我判十年以上,象王丹魏京生那样,我可能还会考虑。实话实说这个三年,我已经过了一半了,还剩下一年半时间,怎么我也能挺过去。"
估计当局也听到了或了解到刘晓波的上述思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局要给刘晓波重判11年。因为当局的目的就是把刘晓波放逐海外。当局以为,如果只判三五年,刘晓波就会坚持坐牢;如果重判十年以上,刘晓波就会考虑,是不是象王丹、魏京生那样流亡海外算了。
可是当局打错了算盘。因为此一时彼一时。1998年的刘晓波,如果被判刑十年以上,多半会同意接受流亡;但2008年的刘晓波,哪怕被判重刑,却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接受流亡。
1998年到2008年,刘晓波的思想和境界有惊人的提升。2000113日,刘晓波在给廖亦武的信里写道:"......与其他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意强制),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道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两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2002年,刘晓波写了一篇长文"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十三周年祭",文中讲到,失去自由的昂山素姬宁愿把牢底坐穿也决不流亡,为反对派本身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支援提供了充分的道义资源和组织资源。刘晓波深以为憾的是,在中国,在六四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历史本来给予某些人成为这种象征性人物的机会,但由于他们的这种那种弱点,他们没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致使中国始终未能产生像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和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刘晓波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道义典范。这就意味着,早在2000年,刘晓波就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命运把成为这种道义典范的机会或曰重担放在他的身上,他一定要尽力承担。
我们可以推测,当初当局给刘晓波重判十一年,其目的是逼迫刘晓波接受流亡海外。我们还可以推测,当局一定不止一次地向刘晓波透露过他们的这一意图。只是都遭到刘晓波的拒绝。到后来,当局放弃了这种意图。当局害怕刘晓波坐穿牢底,活着走出监狱,成为中国的昂山素姬,于是转而采取了极其恶毒的手段,使刘晓波被肝癌。但刘晓波本人和刘霞都并不知道当局已经改变了做法。今年3月刘霞探监,将家中变故和自己的病情如实相告,并转述了医生的意见:除非彻底改变环境,否则她的病情不可能缓解。可以想像,这对刘晓波是何等的震撼。11年的监狱已经坐了9年,刘晓波有足够的毅力把余下的两年坐满,但是刘霞还能熬得过两年吗?还能让刘霞再熬两年吗?在这时,刘晓波和刘霞都还以为当局仍然巴不得把刘晓波放逐海外。于是,刘晓波放下了把牢底坐穿的坚持(已经坚持了9年!),转而同意陪刘霞出国就医。这就有了文章一开始讲到的事情。然而紧接着,在5月份刘晓波被告知肝癌晚期,随即被保外就医。这时,刘晓波明确表示他愿意和刘霞一到出国治疗,死也要死在自由的土地上。可是刘晓波的病情恶化得如此之快,仅仅一个半月,刘晓波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刘晓波未能成为中国的昂山素姬。刘晓波以自己的方式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巨大的道义典范,比之萨哈诺夫、哈维尔和昂山素姬鹏都毫不逊色;而刘晓波的死亡更使他永远定格为伟大的殉道者。 《人的条件》一书,汉娜.阿伦特写道:伟大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只在身后留下一个故事,从而只能在生命完结之后开始存在""只有在完成自己的一个最高行动之后不再活着的人,才可以一直成为自己的身份和可能的伟大性的无可争辩的主人"。因为,他已经"从自己所开创的事业的可能的结果和延续之中,撤退到死亡里面去了"。一般人总是想,当将军的,能身经百战而又全身而退,最后在家人环绕下寿终正寝,那该是何等完美的人 生!可是当你读到东汉名将马援那句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你不能不承认,那死于边野、马革裹尸还葬的男儿,才是更震铄的男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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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88】 李海:落泪,为我的朋友刘晓波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2017              

李海:落泪,为我的朋友刘晓波

作者: 李海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856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那个晚上,他暴死在见不到天日的囚禁中,至死也未能被许可来到太阳底下,也没有呼吸到哪怕一口自由的空气。

 

他的死,其猝然而至与出人意料、其悲惨和恐怖、其草率而无情的了结,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他在漫长的囚禁中,究竟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此前的监视居住,他是否也遭遇像709那样的酷刑?如此等等,他永远也不可能告诉我们了。

 

耶稣在他最后的时刻,喊道"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他知道他会复活。而晓波死的时候,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帮助他,只有他正在被投向的、最深的黑暗。这是何等的绝望!我们都是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力。他的绝望实际上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而经历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到他所遭遇的。

 

有自认为信神的朋友,他对晓波的论断,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说晓波的遭遇,只是"人的成功","是完全属于魔鬼性质的,与造物主的荣耀见证没有丝毫关系"。你怎么知道的?如果神真有他的安排?

 

他只是将自己理解的、也就是从他人遗传而来的某种神学话语作为尺子去轻率比量,而居然看不见他本来应该追随的神,所明明显给这个时代看的真实作为。正如耶稣所说,你们如果真的瞎了就没有罪了,而正因为你自以为看见,所以罪是推不掉的。神的代言人,岂是说自己是,就能够是的吗?以旁观者这样那样的妄测,用人头脑中被遗传而来的标准去论断,那就是在属灵问题上的骄傲,是最大的罪,按照耶稣的话说,唯有这样的罪是不得赦免的。

 

一个人作为个体的形象,是在每时每刻以他的言行表现,用工笔勾勒在旁人的眼目中,它充满了细节,表现出他独有的特点。而人的历史形象,却是在忽略了他的个人性的一切细节后,用他的主张、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特别是他的遭遇,用如椽大笔涂抹在时代的背景上。所谓神来之笔,正是使用本来根本承担不起的渺小个人、用烈火辉煌的光照投下巨大的影子,给万人看他的意思。而在这个人,就是用他被焚烧般的巨大痛苦。

 

在他死去的时刻,在天上,我们亲眼看到那罕见而奇特的景象显现出来,看到那连续不断的闪电出乎天幕,听到像鼓声一样持续不断的隐隐雷声。如此的巧合,在他被焚烧的那个早晨又出现一次,彻夜,在黑色天幕边连续不断的闪电,像他远去的脚步。这使得人们不能不思考关于灵界的事情。在中国传说的传统中,要有多大的冤屈才能如此感通自然呢?

 

晓波是在个性上开朗热情的人,他活跃的社会生活恰逢中国的大时代,使得他拥有许多朋友,并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他的朋友。因此他的悲壮死去,不可避免地会打动许多人的心。而我,从来没有细想过我自己算不算他的朋友。他怎么看待我,我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确认他在我内心的位置。跟着老鼠,我吃过他的许多次饭。饭不错,而每一次都没有掏钱。在饭局中,他议论风生,活跃着思考,对于刚刚出狱不久的我,只有忙着吸收消化,没有能力做出定论。因此起到的主要是对我本人的康复作用吧。

 

但是当他的病况和死讯相继传来,一种深沉的悲痛开始抓住了我,泪水突如其来,使我竟无法将悲痛在我的弟兄姊妹之前说出来。这使我意识到:现在在我心里,确是已经将他认作朋友了。

 

他从来就是个争议人物。这与他一直处在事件的焦点上有关。而且我想,他也是乐在其中的。这些争议经常是有合理原因诱发的。坦白说,对于他的许多做法和说法,我也许都不能赞同。但是今天回过头来,我一眼所能看见的是他的坦诚和愿意负责任的态度。这种态度帮助他从历史中站了出来,并成为永恒。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他是处在罪中,他有自己个人的抱负、有自己为实现抱负的聪明和巧妙,也有个人的局限性和缺陷。但是他所已经达到的效果(无论笔会还是宪章,无论他对民主宪政的渴望还是国际社会的巨大认可)却是公众的、有价值的,并且为此他也做出了坚持和付出牺牲。而神借着他在公众效果上的坚持,出乎他意外地使用了他,为他造就了他本来仅凭个人之力无法达到的、辉煌的历史形象。

 

神的这个计划,可能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的愿望和他的承受力。但是神成就了。"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能"。他先是为宪章而被入狱迫害、而后得到诺奖、最后在绝望中死去,这些非常之事,都是超出他的个人愿望的。因此我们看到,神对人的使用,有时候是会超越他的罪性、他的软弱,而给予他出乎意料的历史内涵。与之相比,他作为个人的所有细节,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是像你我一样普通的人,带有并不比你我少的个人缺点。像你我一样,他看到了他眼前的那份真理。而他用自己的全部生活去追随它,去使之成为真实。当六四风云激荡的那个时刻,他赶回来,义无反顾地投入,并经历了由此而来的后来一切,包括他能够胜任的,和他在其中被挫败、被诟病的。他都直面它们,并不回避。

 

正是这一点与你我不同,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他走进了历史。

 

斯人已去,留在了初晓的大海波光上。他也将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的心愿留给了我们所有人。他的纪念碑已经树立起来,那不是人手所能建造的。他的事业,与他个人所留下的记忆,都已经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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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86】 罗祖田: 再谈儒教对中国文明的拖累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31/2017              

罗祖田: 再谈儒教对中国文明的拖累

作者: 罗祖田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86


儒教(网络图片)

 

  

 

从周室东迁到秦灭六国,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社会生活剧烈变化时期。列国之间的扩权与维权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本质上是精英们对"天下"的不同解读,堪称两千年后地理大发现以来各个地域文明对世界化不同解读的先驱。这情况固然是人的智慧在精神自由状态下的发展必然,但就广度、烈度、深度而言,皆走在了已知地域文明的前面。它在社会生活的反映,便是"礼崩乐坏,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无疑属于革命性事件,是对以往的否定。它符合人性求新、求变、求繁衍、求发展的本能,也就有可能使文明通过化蛹为蝶走向前途无量。不过,脆弱的生命能承受的痛苦是有限度的,文明演进不能只张不弛,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此为"百家争鸣"的背景。大体上讲,战国以来,法家学说反映了前者,儒家学说反映了后者。

 

只张不弛的生活既不能没完没了,秦一统中国也就有了相当的必然性、合理性。相应地,儒学也就占据了重要的历史地位。固然,相对于其它学派,儒学的地位并不突出。

 

不幸,文明演进不会直线向前。秦帝国是靠铁血崛起的,哪里舍得丢弃这个法宝,且不去说人性的弱点对专权如蝇逐臭了。本意有着向善一面的儒学却幻想感化帝国的权贵,也就搞错了对象。在秦帝国召集各方名流进行的国策辩论会上,儒生们的"法先王"主张,固然有着合理成份,惊人的迂腐也显而易见:一、远古的盛世多为传说,未必真实和尽合实际。那个被津津乐道的"礼乐",到底是什么人的"礼乐"?是王公的礼乐还是奴隶的礼乐?二、周室倾危后的天下纷争与诸侯混战,不可能凭空出现,它们与远古有着什么内在联系,儒生们无一讲得清楚,"法先王"也就显得苍白无力。三、空前的疆域大扩展的新朝代需要新的思路。强调张弛之道和行仁政,这样的正确理念很大程度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当权者皆明此理。儒学在秦皇朝眼里不堪大用,首先是犯了迷信武力者大胜时目空一切的大忌,其次是自身学说的逻辑经不住究问以及自以为是的教师爷气质太过明显。

 

秦皇朝拒绝向后看,向前看却不知怎么看,自身的傲气又不相信武力真会碰壁,加上时间短促来不及理顺太多的关系,终于物极必反迎来了二世而亡。

 

汉承秦制,就国体而言坚持了进步。因为否定了小国化和遍地氏族化、宗族化,坚持了"天下化"。性质上便属于后世追求的"世界化、"全球化"。但是,国体只是外壳,政体才是内核。只要内核跟不上去,突出如权力架构、典章制度、法律法规、文化思想若无新意甚或更加守旧,庞大的国体就一样会成为不堪重击的脆弱躯壳,甚或成为朝廷更大的包袱。而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迎来国家强盛,也一定是建立在域外的累累白骨之上。因为只要跳出百年看问题便能一目了然,文明进步靠的是内核发力,而非外壳的强扭成瓜

 

事实上,历史上拥有庞大地域的帝国多矣,多半灰飞烟灭。迄今的传承性地域大国,中国似可以属于硕果仅存,在官家看来此为政治治理之功,其实主要是先秦时形成的优质文化基因传承下的凝聚力撑持了这个国体,这点十分重要。没有这个文化认同形成的凝聚力,历史会有汉,是否有唐就难讲了,遑论宋、明、清。另一个例子是当代美国,它的强大在于外壳与内核相得益彰。它若走的是中国、俄国乃至印度的道路,它即便存续下来也决不会发展为独超。关于俄国,它实际的大国历史也就五六百年,不足以与中国比历史,更不足以与美国比内核。印度作为大国,现代国体的历史不到一百年,一样不足以与中国比历史凝聚力,也不足以与美国比内核的坚实。

 

固然,大国的对比不能这么简单化,日后如何演变更加重要,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却是规律。无论小国、大国,违背这个规律,只会酿就悲剧。

 

所以,汉承秦制同时又奉行无为而治,就认识论上讲应不失为难能可贵。它显然吸取了秦朝因暴虐而亡的教训,也吸取了封建制势必导致恶性竞争的教训。由此制定的基本国策,保障了民间的修养生息和疗治战争创伤,便成了逻辑使然。尤为可贵的是,无为而治也就是不搞强求一律,得以让"百家争鸣"的精神延续了下来,文明的活力与创意也就仍得以源源不断地释放。

 

有两点十分显然:

 

一、以"秦砖汉瓦"为代表的工艺技术,此时仍保持了相当高水平,突出如长沙马王堆古尸的防腐技术。"独尊儒术"之前与以后,民间的创造力渐渐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只能是身心自由和不再自由的反映。这方面,工艺技术和发明的历史记载是有力的说明。而五百年来中国人对世界鲜少科学、哲学、技术的大贡献,尤为不争的事实

 

二、"独尊儒术"以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化精神,整体上的特点是粗犷、豪迈,不甘奴役,敢爱敢恨,不拘泥于某家学说,不受国界限制。长时间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等,莫不贯穿了勇敢与人道精神。虽然,它们处处透着野性,但较之精致的混世聪明,谁才是文明的鞭策力量?

 

对爱情的歌颂能够鲜明地衬托出时代精神。娥皇,女英为寻舜帝而南下,泪洒斑竹;兵困垓下的霸王别姬的千古悲歌;即便今天仍然动人心弦。反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金殿盟誓,马嵬坡却又凄惨分离,前者沤歌的不是爱情而是肉欲,后者反映的无非是大限临头各自飞以及逆来顺受,已无高贵气质可言。事实上,千年来贵妃戏久演不衰,主要靠了绝世美女的丰乳酥胸。至少,几十年来大陆的贵妃戏就是这么干的。

 

建立在极端私心基础上的皇权由开明专制走向极权专制,是那个时代的必然。就西汉历史而言,"七王之乱"应是转折点。很显然,分封异姓王一定会导致恶性竞争,分封同姓王照样如此,中央集权也就不能少。既然只能中央集权,配套措施也就需要跟上来,此为儒学得以成为国教的根本原因。一如罗马帝国需要颁布《米兰欶令》,转而又奉基督教为国教一样。尔后的伊斯兰教至高无上,根本原因皆是权力的需要。至于佛教,它之显得可亲可敬,在于它已无意于追逐权势且远离权势。如果它追逐权势,它的形象又会不一样。

 

差别也是有的,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前,是积极反抗强权的。总地来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是罗马帝国与之妥协的产物,基督教仍固守着相当的独立品格。儒学就不同了,它自孔子时代始就不是为了反抗强权而生,而是为了服务强权而生,很有点"第二种忠诚"的味道。它对强权当然心怀不满乃至怨恨,全因数百年间强权皆不买它的帐。终于机会来了,自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儒生们便意气奋发了。

 

儒生们对皇权的积极回报,也可以说是迫不及待,是在"盐铁官营"的辩论会上。"盐铁官营"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关国库收入的经济问题。在法家眼里,此乃天经地义,目的自是要杜绝豪强力量坐大,进而形成尾大不掉之患。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集中销毁,循的便是此种思路。问题是秦朝固然强势,却二世而亡,可见法家思想有严重漏洞。儒生们反对"与民争利,"乍看站在了正义的基点上,实际是替皇权的长治久安着想。儒家与法家的争执,犹如今天中共毛左派与经济改革派的分歧。毛左派和经济改革派打的皆是为"国家"为"人民"的旗帜,其实毛左派在争权,改革派要固权。儒生们认为"盐铁官营" 是与民争利,目的是要以农为本,以奴隶社会的小农生产为本。本来,儒学于经济是外行,它那个"兴灭国,继绝世"以及"法先王"的主张也老掉了牙,它的聪明之处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制,也就是美轮美奂的礼乐,却极对皇权的胃口。相应地,井田制,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也都对上了皇权的胃口。

 

不可以小看"盐铁官营"对中国文明的恶劣影响。它把"国家"抬到了至高无上地位,而且时至今天,不但习当局要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企,而且相当多中国人仍以为国营才是正道。常见的高论是无国何以有家,或谓之"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却避而不谈没有无数涓涓细流的汇合,哪来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关于强权国家在今天的时代于文明发展已弊大于利,甚或是对人性的侮辱,他们就更不懂了。不过,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抑商一样影响恶劣,二者在专制条件下皆是砒霜。从此,中国即便改朝换代,皇权至上和重农抑商却不曾改变。皇权至上的实质今人皆已知道,便是高度集权和极权,国家成了一个家族受命于天的私产。没有分权和制约机制的金字塔社会,每逢非常时期必会演化成极端奴隶社会。重农抑商的要害是生产力被强行压制在低端水平,民间无大规模工商业行为也就无资本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可能。只能服从没有商量的纲常伦理又横插一杠子,它在精神上制约着臣民的一言一行,使得恶意竞争的因子固然被消灭,良性竞争的因子也一并被扼杀。中国文明两千余年无质变,社会性质不再是容许活力的封建制,而是必须安分守己的半农奴、半家奴制,上述三点实为罪魁祸首,不妨这样说,若世界仍停留在十字军东征之前,上述三点的恶果才不会大显现。但即使如此,这样的文明能挺上一千年,俩千年,也难以挺上三千年。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逻辑发展皆是一潭死水,仅仅有利于专制鳄鱼的优哉游哉和称王称霸,明显地违反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

 

详细阐述儒教对中国文明的拖累乃至毒化,不是一篇小文章能够胜任的。今天的时代,中国必须面向未来。不是说美欧为代表的现代价值就不需要改进、提高了,而是说如果中国人连现代价值都到达不了,侈谈对它改进、提高就只能是自欺欺人。这正是今日中共不走所谓邪路强调走正路的把戏。而依得这套把戏,中国不解体各民族不自相残杀就要谢天谢地了,一应豪言壮语只会是梦呓。用一句民间的俗话说,反正吹牛不用交税。不能接受共产专制的横行无忌加愚蠢至极,这是一条重要理由。无疑,中国人肩负的历史包袱太沉重,这包袱每当非常时期就成了沉重的枷锁,偏偏现实中又被强加了一副共产专制的镣铐,怎谈意气奋发地走进地球村?有几点是回避不得的。

 

一、现代的工商业、高科技、民主、宪政文明,是否真是未来子孙的福祉,不是今天的我们回答得了的。不过有一点应能确定,它较之农业加专制文明上了一个大台阶。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就说明文明有个低端、高端之分。相应地,以往的地域文明就有一个盛衰的周期,或需要通过坚决转型而再生的问题,这样的"历史虚无",当局不会耐听,民粹会受不了,其实于文明发展自然不过,是大好事。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一个清除垃圾的历史任务。没有条件清除垃圾是一回事,拒绝清扫垃圾又是一回事,哪有文明宫殿不要清理垃圾与更新设施的道理。绝处逢生的现代日本的故事能说明很多问题,相信今天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不会乐意回到战前去。如果今天的东亚成了西欧,退一步说哪怕成了南美,不复东西朝鲜的战争危险,向前看的日本人还会更多。

 

二.否定中国文明里面大多数严重落伍的内容,如皇权、专制、皇国史观、皇民心态乃至很多旧习俗,无非是告别低端文明曾经的尿布和襁褓,压根儿就谈不上所谓的数典忘祖。说到底,这顶大帽子从来都是强权政治语言,不是良知语言。具体如儒教,不论它在传统文化、思想、伦理方面还有多少可取成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便是它与皇权专制的联姻长达两千余年。如果说皇权是夫,儒教是妇,那么前一千年,多为夫唱妇随,后一千年,则是阴盛阳衰。无视它们之间的这个根本关系而谈弘扬传统文化,只能令人无语。

 

三、截止西风东渐,"中原"属于公认的中国正统,其他地方不是"侉"便是"蛮",而中原地区恰是儒教文化根深蒂固之地。例如,中原地区格外尊奉祖宗昭穆和天地君亲师,"南蛮"却多喜黑虎元帅。然而,最先接受西风的乃是南方人而不是中原人。另有一个沉重话题,70年前的沦陷区里,盛产"皇协军"的是哪些省份?这里面岂无传统文化的影响?岂无吴楚文化、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差异的作用?可是中国若无南方人不安分,举国仍将浑浑噩噩。

 

四、儒教很大的欺骗性在于它关于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准则。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儒教的伦理观当然不是一无是处,特别当它的合情合理之处进入了文化的血液,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将此斥之为保守、反动、虚伪等,尤其如毛泽东那样鼓动年轻人"大破四旧",当然就是错上加罪。但是,很多生活中的伦理准则实为儒教剽窃了前人的成果,儒教的伦理作用在于对很多生活通则系统化了罢了。例如,如上所说,从大处说劝统治者要行仁政,此实为世界共相,无论哪个地域文明,统治者皆明白这一点。之所以常常做不到这一点,利害所至身不由己罢了。这就表明利害面前,再多的劝诫也是白说。这样的无情现实,正是现代宪政的依据。从小处说生活需要讲诚信,应扶危济困、尊老爱幼等等,其实这世界所有正教皆有此内容,属于人性善一面的自然发挥,哪里用得着儒教来教化?哪里又是儒学专利?进一步说,日后进入了民主、宪政、法治时代,难道不尊孔的人就不会讲道德?将很多生活常识和无师自通的良心良知行为统统归功于儒教门下,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居心叵测。就像中共宣扬为人民服务一样,只看它的口号或官样文章,谁又能说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崇高道德?然而,实际是亿万人民为中共的权贵服务。这样的口号或官样文章,能够算数么?

 

五、至少宋、明以后,儒教在中国官场生活中与民间生活中,皆占据了不容侵犯的崇隆地位。然而也正是从宋、明开始、中国文明的质量就每况愈下。中国人大多回避这一点,但这显然不是正确态度。象事实上已亡了汉人国家的元灭宋、清灭明;长达几个世纪的禁欲、束胸,缠足;庙堂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读书人只会写八股文章,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不拿古圣先贤或名家说事就做不了文章;男人普遍阳衰,在外无能,在家无赖,甭说发明创造了;女人尤惨,只要进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囚室,虽存生理意义的情,却无社会意义的爱;凡此种种,触目惊心,儒教难道不应负责任?正如今天的无官不贪、民德崩盘现实,难道中共党文化没有责任一样?事实上,常见人说中国文化,实乃儒教文化,可以被打败,最后总能驯服外来的野蛮文明,如此宏论不过是自慰罢了,主要还是这类文化正中一切专制的下怀。

 

六、民国为中国新生打开了大门,步履艰辛却又是注定的。彼时世界的恶意是外部原因,汪洋大海般浑浑噩噩的小农是内部原因,也是根本原因。为了使中国文明尽快走出沉沦的低谷,涌现了一批文化人大声呐喊。但是他们的声音只能在少数城市得到回应,无力撬动中国社会根基。要撬动中国社会根基,即使和平时期也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事再次反证了传统力量的顽固与可怕。鲁迅笔下的赵老太爷和阿Q,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实际,中共能成大气候,时至今天特色社会主义仍能迷惑相当多人,马列学说的作用并不是很大,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起主要作用的仍是固有的皇国皇权观念,是中国人性喜向后看,视怀疑精神为罪过,不肯向现代世界看的偏执思维。这样的思维与观念,恰是儒教的君君臣臣,重农轻商,追求绝对平均,迷信父母官等等的合力使然。一个痛心的无情事实,乃上世纪50/60年代前出生的中国人,究有多少人从内心里追求自由与民主?他们并非全然不识自由、民主是人字的应有之义,而是禀性觉得在"官家"或"公家"的人面前不可以"烧包",可怕莫过如此。这不是共产专制的推力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既经不住推敲更经不住检验的马克思学说在西欧故土无从扎根,却能在俄国、中国生根、开花、无非迎合了落后的文化罢了。此事足以说明儒教阳痿文化退化到了与东正教死板文化不相上下。二者仍有资格嘲笑极端伊斯兰教,若嘲笑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就一定会显丑。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若基督教文化仍是文艺复兴前的模样,基督教同样不敢恭维。

 

七、那么,怎么理解长时期内中共尤其毛泽东的起劲反儒呢?

 

这个就叫戏剧性。但凡使用全新口号的新王朝,要证明自身的全新合理性合法性,往往需要另起炉灶。太平天国就是这么干的。它反抗的清皇朝固然是文明的一个脓疮,但它真个一统中国,不免比清皇朝这个文明脓疮更腥臭。它是否邪教,看看王爷们进天京后干些什么便一目了然。天王霸占了那么多王娘,终归算不得"天下男子皆是兄弟,天下女子皆是姐妹"。毛归天前的中共,实为太平天国第二。它们的不同是,太平天国夭折了,中共却成了大气候。从根本上讲,中共多数权贵口里的马列社会主义,权利场上的时髦罢了。夺权时还有点儿自知之明,政权到手后劣根性就原形毕现。他们崇尚法西斯手段与共产党的无情斗争传统当然有关,深层次原因还是血管里那个落魄时不惜做奴才、得志便猖狂的奴隶主血液在作祟。后者在毛泽东身上反映得格外突出,他反孔,反的主要是孔子的名位,目的是由他再做一个新的万世师表。他的底气何来,犹如秦始皇一样,来自于手握空前武力的狂妄罢了。

 

当然有一点也不能不谈,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中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目睹元灭宋,清灭明尤其晚清的悲哀现实,确也不乏其人洞察到了多数传统于中国已是拖累乃至祸害。不能因为中共蜕变成了邪教,就说它早期的一应观点全错了,也不能因为毛时代祸国殃民,就把他说成生来就是妖邪。正如社会主义确有吻合人性的一面一样。事实上,欧美文明的社会主义元素,比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元素多了去。如果中共建政后走的是一条民主、宪政之路,它的反孔反传统就是功绩。它对中国劣质化了的文化、思想以及伦理道德的进一步大摧残,在于它是用更大的错误反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反罪恶,当然会造成社会生活更加愚昧、虚伪、残忍、无底线。既然它把人性中最阴暗一面全给激活,那就没有丝毫合理性可言了。并且,当它悟过神来,也就是走投无路时,它也会"纠错"的。今天习当局又弘扬传统文化和国学,去世界广建孔子学院,足以回答这一点。说白了,中南海的诸公早已明白"合法性"不能只靠马列了,要让老百姓认可还是离不开"中国传统"。可悲的是,仍有很多中国人未必认识到了上述种种。总之,不谈权力架构这个根本问题,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劣,并无实质意义。反儒教也是一样,儒学不升格为国教,于生活本无大碍。否定儒教,重点是否定它是强权的伥鬼,是愚昧的酵母,是性格的软骨症。

 

八、从学术上说,儒学从来就不属于一门看前看的学说。今天,我们固然不应苛求古人不识得文明演进,但既然我们必须向前看,向世界看,向太空看,仍在主要方面肯定儒教,或只否定皇权而不否定儒教,就怎么说都不妥。欧洲的文艺复兴,催生了宗教改革,促进了近代与现代的降临。但它并非字义上的专向古代吸取养分,而是利用古代曾经的学术开明一面来改进死气沉沉的经院哲学。今天的中国,如果再来一场思想解放,先秦时的百家争鸣仍是可资学习的方向,宋、明以降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教却只能抛弃。正如否定共产专制,同时又要倡导马列社会主义,说不通一样。否则,我们充其量只会口头上高唱民主、宪政,骨子里仍是"祖宗"那套东西,中国的转型不免异化为四不相。明确地说,共产专制不会很久了,它既败于行为上,也败于理念上。但在多数中国人眼里,它是吏治方面把事情做绝了,因此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是政治,也就是权力架构极端自私和思想反动的问题。我以为,中国终结共产专制不会是一个轻松的事件,会流血。终结共产专制后防止大反复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会流泪。前者意味着文明需要断腕自救,后者意味着文明需要坚持戒毒,切切不可以再蹈共产专制新瓶装旧酒的覆辙。其中就包括了对传统文化、思想、特别典章制度、权力架构的再次大批判。无须担心批判了过去,中国文明会失去"根"。中国文明只会获得更多。新知识,新道德、地球村,普世价值,够中国人学习了。而文明根须只有伸至全球,且被其它土壤接纳,才能真正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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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86】 任协华:民主运动的大陆转型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30/2017              

任协华:民主运动的大陆转型

作者: 任协华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85


民主转型(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美国至上即民主至上

一种奇怪的论调认为,美国至上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意味着对极权的妥协,其判断的理由是,美国至上也就是利益至上,利益也即以经济与金融体系的高速增长为目标的内在需求。然而,这种极其短视的判断,却正是使得极权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强盛的本质原因。是在于无论是美国至上还是利益至上,它实际上要体现并最终能够产生的,即是对日益膨胀的极权体系进行压制和摧毁的社会路径(中国的知识分子为美国操碎了心,却对中共极权赤裸裸的暴政不敢说半个不字),是军事对峙之外的一种具有现实战略高度的反极权策略。因此,要谈论大陆民主转型的当下危机与出路,就必须要具备能够穿透现实复杂纹路的视野,以谋求在更为动荡的现实中取得清晰的判断,而不是在不自觉之中,陷入由中共所编造的思维路径(动不动就吓唬别人民族主义来了、民粹来了,而现实是,暴政与极权一体、专制与独裁混合的中共正在侵略全世界),成为中共的跟班和盲从者,而看不到美国至上是有益于民主运动的,更有益于大陆民主抗争以实现转型并迈进至民主体系的现实手段。

以一种较为缜密的视野,穿透在政治性社会格局中的权力机制,以在较为狭窄的通道内,依然能够获取民主战胜暴政极权的信心和资源,要比片面夸大或被极权外在的张力所折服,更具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从这个层面而言,无论是苹果屈服于中共下架VPN应用,还是中共已进入关停网络演练的再高压时期,或是公然干涉国际学术自由,都不能说明极权在事实和社会层级中已经取得胜利,而是相反,这意味着以中共为代表的极权体制已步入从颠峰走向崩溃的开始。因为很明显的状况是,中共所表现出的这一切行为,都在确证着其内部秩序的瓦解,包括中共所要面对的大陆领域。而这就是真正的奥秘所在,是中共力不从心的表现,也是其统治秩序逐渐分崩离析的最好证明。

澄清美国至上的重要意义,不仅是为了能够穿透由中共所精心布置的人权牢笼,同时也明确了美国至上所指涉的正是民主至上这一基本准则,这对于长期以来因现实危机造成的所谓抗争无用论,具有着极其明确的人权指导涵义。也即:一切在极权领域内产生并形成的抗争理论和行为,都是对民主至上这一普世价值的维护和发展,是对以人权为内在需求的当代社会的实际争取。而一切抗争不论其手段、方式和影响大小,均是对极权产生瓦解和消解作用的抵抗形式。这种观念,在一方面破除了因日益增强的高压政策所产生的恐怖效果,在另一面,则意味着要对所谓的民主运动及政治转型进行重塑。也就是,现代民主不追求和旧式革命一样的通过"革命"手段达到仅仅将旧体制推翻的目的,而是通过社会自然产生的抗争运动,获取在政治领域内转型至民主的体系,并由此,首先谋求在基本领域内的自由意识和人权体系,以达成一般的社会性民主制度的诞生和发育。那些长期以来幻想通过集结性的革命手段,与中共进行武力较量的思维,并不符合当代社会的可能。更何况,民主运动向来无视民主主体的重要和急迫性,以至于根本不具备进行大体量抗争并取胜的抵抗路径。

大陆民主转型无法获取突破性的进展,其关键的问题在于,它始终深陷在某种歧途之中,并始终充满了对中共的幻想和对民众的不信任(知识分子被文革吓破了胆,而从不知文革不是底层暴力实为中共暴政,以至于反思文革变成了为中共站台)。并且更严重的是,它又始终(因长期受到党化洗脑)在用中共的视线来臆造一条抵达"民主"的道路(一带一路的本质就是共粹的写照),但又始终不愿确认民主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主体形象,以至于关心中共要比关心民主运动更多,对中共的(热衷、迷恋和纠缠)了解要比对大陆民众和平民的了解更多。当民主运动的视线变态到了离不开中共的时刻(离开就活不下去,陷入失语状态),民主转型就是一场空梦,是既浪费自己的生命又浪费别人生命的虚无主义。而如果大陆民主的进程是建立在跟随、紧盯着中共的一举一动,并视大陆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国(实际是中共之家,类似于老干部活动中心,因为胆怯不敢确认)时,任何一种反抗都将被抹杀并失去人权的价值。如此,西方世界又有什么理由和愿望,来帮助这个已经被中共侵略的地区,使其获取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因此,民主转型之前的一切,都是对现实的反思和深入,否则,依然只能是抗争无用,甚至很有可能,以中共至上、极权至上、特权至上的论调,站在中共的立场,和民众对立,反驳美国至上,反驳民主至上。

颠覆无社会时代

经中共长达数十年的长期压制和暴力杀戮,当下大陆的真实状况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无社会的反人类地区,中共也成为了一个反社会、反现实的特权集团。这种现状,在经过短暂的不适之后,使得西方自由世界开始认识到,因中共而导致的在全球范围内对民主前景的恶劣影响。也就是说,在短暂的经济利益和长久的制度利益之间,存在着一个由迷失到日渐清醒的反思和扭转过程,尤其是在当中共欲以金钱和暴力进军全世界、称霸全球,并试图成为第一个现代层级上的超级极权体时,这种反思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开始呈现在现实中,甚至已引起了来自自由世界的警惕与反制。这意味着大陆民主运动在处于深重的危机时,依然存在着战胜极权的希望,也警示着我们,要想重建对于民主的希望,则必然要能以更为深入的视野,穿透因中共在表面上的强盛所带来的迷雾和困惑,澄清并透彻大陆无人权、无社会的事实现状,由此,才能转变理解,开启抵抗的全新思路和不同层级,以求得在逆境中继续争取自由的力量。

中共是打着共产、社会主义的幌子,干着反人类的勾当,但是归根到底,这不仅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也更是一条中共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推向悬崖直到崩溃、死亡的道路。而无社会必将引发一种基于对自由产生向往的权利意识,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大陆的每一个民众都将作为中共的颠覆者而出现在争取民主的战场上,甚至也一定包括中共曾经的信徒(这和所谓的党内民主没有关系)。由此,无论是从社会体系的特征还是从政治结构的动态而言,大陆民主运动就具备了迈入并导向现代民主的契机,也就是从理论准备进行至社会领域、并产生行为及价值的开始。同时也在确认着,尽管在极权高压和残酷暴政的地区,人权及民主运动依然存在着继续进行抗争的现实,并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情景和态势,既非民族主义,也非民粹主义,这是大陆民众在此时代以人的形态对社会及政治进行激烈抵抗、以谋取进入人类文明的努力。不确认这一点,民主运动就不会成为可能,也必将失去展开的前提。

调整民主运动仅仅在一般层次上针对中共而深陷泥潭的危机,其首要的一点,即是如何通过对自由价值的呈现,为大陆社会趋向于社会化以及趋向于一个处于全球状况中的人类体制,才是使缺乏主体的民主运动得以进入转型进程的方向所在,也更是在区别于伪政权概念的中共之后的、一种新兴的有关政治态势的现代性阐述。使社会成为社会本身而不是成为中共奴役的载体,在一方面澄清了民主区别于极端状态的共产属性,另一方面,则重申了自由的价值要高于在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利益的利益。这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在如此严酷而血腥的暴政下,大陆民众依然不畏强权,声援屠夫、高智晟、江天勇,为"非新闻"辩护,持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安危,以及还同时声援、围观被中共诬陷、重判的诸多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先行者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人权不仅要体现个体尊严,同时也相关于一个处于无社会格局中民众自身的权利。而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中共已经失败。中共不可能收买全世界。

民主运动归于大陆本土

从比较的角度而言,在实际上,中共面临的危机要比大陆民主运动的危机更为严重,也就是不仅中共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在统治领域内的民心,同时也在内部呈现出了更为激烈的断裂、分歧和冲突,这对于创建一个进入转型通道的当代现实而言,意味着民主进程在其运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也就是,大陆本土即将开始以总体递增的速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主要场域,这种变化不仅依赖于互联网的兴起和传播,以及通过信息启蒙达成的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共同意愿(要求民主和自由,要求权利和不受奴役的独立意识)。同时也表明了,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不会永远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迟早要付诸于在一切可能展开的现实空间和社会领域中。而当民主运动在大陆本土形成地区衔接时,现代民主则已经为一种时代性的民主内涵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前提。也即,大陆民主已经超越了来自权力乌托邦的控制,同时也超越了大陆统一的虚假议题,而将地区的社会化摆进了政治的要素中,也就是民主是社会得以成为人类社会的根源,是一切正常社会得以延续的保障和基础。民主不是神话的变形,也理所当然地,民主不是共产意识形态的邪恶体现。

将民主转型的意愿,回归于大陆本土,不仅意味着对处于消散状况中的民主运动予以深入纠正,也一样是诉诸于在缺乏主体和明确线索的困境中,将民主化身为现实行动的一种时代路径。尤其是在一个时刻渴望行动、但又难以辨认何谓行动的悖论下,这种观念及理解的转折,则为大陆的当代可能提供了具有社会意义的政治纬度,是将未来的寄托体现为当下的理解,以便消除奇迹和等待心理,使社会抗争上升为革命性的制度转换。就时代本身的状况而言,以及就全球境况中的权力格局而言,一个超级巨大的独裁经济体不仅意味着人类的灾难,也一样成为了时代畸形病毒的蔓延之地,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所作所为,表明了中共即是极端恐怖组织,更是造成更大灾难和恐怖的根源。

确认大陆民主转型的主要动力和进程归于大陆本土,不仅意味着对长久以来不切实际的民主臆想予以甄别,也同时以清晰的视线,呈现了来自当代社会中身处无社会地区的民众为争取社会化的生存而产生的价值。这种价值既要作为民主的实际图景而获得认同,也因其扭转并反击中共极权无人性、反人类的制度而成为某种必要的影响。同样,民主运动归于大陆本土,即是对所有关于民主行为和策略及抵抗方式的再造,以不仅要将民主转型体现为具体可视的场景,更要从真实世界的地理出发,避免大陆民主再一次成为意识形态的乌托邦。

由此,一切有关于民主运动的现实危机也将作为阶段的现象,赋予我们获取更为真切的视线的可能,并在现实状况及政治类别的冲突和分化中,明确民主理论的必要前提,是为了实现和人类文明相称的制度体系,以反驳并摧毁寄生的特权集团。就这一点而言,也就已经理所当然地构成了对中共的清算,包括对中共历史的清算和对其权力罪恶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告别由隐性的霸权之手所捏造而出的民族主义恐慌。因为,没有国家的民族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中共才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是ISIS等邪恶组织的同盟和幕后控制体,也是全世界所要警惕和抵抗的当代极端暴力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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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5984】 一平:马克思和他的共产主义革命之(二)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30/2017              

一平:马克思和他的共产主义革命之(二)

作者: 一平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MainArtShow.aspx?AID=90784


马克思(网络图片)

 


 

 

1831年法国爆发里昂工人武装起义,规模有数千人,他们成立工人委员会,一度占领了里昂,坚持3天后,被镇压。1834年,里昂工人再次举行起义,坚持了6天。此次起义是前次起义的延续,直接原因是,政府逮捕审判工人领袖及禁止工人集会。18446月,普鲁士爆发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3000多人以简陋的武器对抗镇压的军队,坚持了3天,被镇压。

 

以上是法国大革命至1848年,欧洲最主要的三次工人暴力抗争事件,其规模和延续的时间都很有限,并且工人们的主要要求是保障工作和提高薪金,政治要求也就是释放工人领袖,抗议禁止集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此作为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显然,他们夸大了这几次工人起义的意义,也夸大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

 

1848年,法国先后爆发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

 

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推翻波巴王朝,建立奥尔良王朝,立路易.菲利普为国王,体制仍然是君主立宪制,但较前朝,议会的地位大大提升,民权也大大提高,宪政基本得以保障。奥尔良王朝的主要支持者是金融资产阶级。作为君主立宪制,奥尔良王朝算是不错的,路易.菲利普也算是很温和的君主,并且也很开明,他以"平民皇帝"自居,生活简朴,施政谨慎。作为开明贵族,他曾支持法国大革命,并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

 

但是1847年,欧洲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首次国际经济危机,加之1846年农业歉,这场危机直接导致了欧洲1848年的革命。危机爆发后,法国产业纷纷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物价飞涨,银行破产,信用缺失,大批民众无以为生,社会生活陷入混乱……,由而爆发二月革命。这是一场不应有的革命,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况且在法国革命已经成为习惯。这场革命推翻了奥尔良王朝,路易.菲利普国王出逃。以共和派议员拉马丁和赖德律.罗兰等人为首,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11个成员中包括2名工人代表。其后,临时政府宣布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同年12月举行首次民选总统选举,,路易.波拿巴高票当选总统。

 

实际上,法国二月革命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一场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国家政治痉挛,并未给国家带来有益结果。革命成了法国的癫痫,每遇到事端就要发作。虽然赶跑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但并未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既没有解救经济危机,也没有改变政治上的弊端,动荡反而加剧了法国的经济危机及政治冲突。因此数月后,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六月革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3年后路易.波拿巴即发动政变,再一年后称帝——拿破仑三世,法国又由共和国回到了帝国——法兰西第二帝国。

 

法国二月革命曾使马克思十分激动,其不仅慷慨地为之捐献数千塔勒,而且当下决定奔赴法国。但其后,他批判二月革命"自从国民议会开幕后,平淡无奇的时期来临了。……工人在二月革命中进行战斗是为了使自己陷入工业危机的深渊。""国民议会的工作至少对工人来说就是把二月革命的成果化为乌有,把他们拖回旧的关系中去。但是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因为,像国王一样,任何议会都不能命令具有普遍性的工业危机不再向前发展!……它不是强迫17岁到25岁的巴黎工人参军,就是把他们抛到街头;它把外地的工人从巴黎驱逐到索隆,并且连他们在结算时应得的工钱也不发给他们;它临时建议成年的巴黎人到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工场中去寻求施舍,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拒绝参加任何人民会议,也就是不再当共和主义者。"(马克思《六月革命》)

 

二月革命中,法国工人也参加其中,罢工、游行,与军警对战。第二共和国建立后,临时政府为了安抚工人,设立了"国家工厂",安置了10万失业工人就业,"国家工厂" 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的性质。

 

局于法国当时的社会和财政的状况,"国家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薪金亦低;但是其毕竟为十万工人提供了生活保障。 但是国家财政有限,保障"国家工厂"就要像农民增税,而且"国家工厂"影响到私人企业的经营,因此国会提出关闭"国家共产",回复过去的劳资雇佣关系。(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在国会的压力下,政府于同年621日,宣布关闭"国家工厂",18-25岁的未婚男子编入军队,25岁以上的男子到巴黎以外地域修筑工程。此法令激起工人强烈不满,工人涌上街头,举行武装起义,人数达4万余,六月革命爆发。他们的口号是,"没面包,就要战斗"、"保障劳动权利"、"不到外地做苦工"、"打到国民议会"等等。起义坚持了4天。政府派遣25万军队,将之镇压。马克思称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战斗"。

 

在六月革命被镇压的第三天,马克思义愤填膺地写了《六月革命》一文,在《新莱茵报》发表。这篇文章以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为例,划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界线,确立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由此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革命,什么是他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

 

此文开篇即宣布,对六月革命的镇压意味"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他还说"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站在人民方面!"他批评资产阶级的博爱,说"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

 

马克思否定了二月革命,也否定了之前全部的资产阶级革命,否定了宪政、共和、民主制度,也否定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之价值,认为这一切全是虚伪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需要全盘推翻。唯共产主义革命及制度乃是真理,是为人民的,是人类最高价值。马克思的学说是奠立在对人类以往全部的历史和文明否定的基础上的。不论马克思是否有意,他已经站到了一神教那里,将共产主义作为绝对真理,是人类的终极,排斥一切。由此以后,这也就形成了共产主义思想、政治及文化的传统,否定以往人类全部历史和文明,唯己至高。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将社会的各种力量统统都划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中:"学究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主义者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共产党宣言》中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实,是马克思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化了。首先,其将社会中种种不同的群体、阶层、势力简单地归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再而,又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侍、博弈、共生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人性、文化、宗教的联系,简单专断地归为敌对关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以他的阶级斗争论为基础,而将人类的全部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实乃大错。人类社会之存在,乃在共生合作,自然任何社会均有族群间、阶级、意识间的冲突和斗争,但是其包容在共生与合作中,否则社会就将崩溃或解体。而且社会越发展便越多元月复杂,有更多的恶冲突和矛盾,从而也就越需要容纳及共生合作的关系。

 

面对"六月革命"遭到的血腥镇压,马克思的愤慨是正义的,他对受难的悲悯和同情也是值得赞许的。但是作为理性思考,以及他的论断则是错误的。批判是容易的,愤慨是容易的,昂扬理想也是容易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如何现实地解决问题,而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是无法解决的,起码有些是当下无法解决的。按照马克思对法国二月革命及六月革命的评述,只要法国工人阶级力量足够强大,在六月革命中取得胜利,并按照他的理论,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法国的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人民就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爆发"六月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解散了"国家工厂",政府之所以解散它们,乃是国家无法负担庞大的国营企业,其拖滞经济。二月革命后,政府设立"国家工厂"是救济性的,以维持失业工人的生计。按照马克思的批判,"国家工厂"非常不人道,对待工人是"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寻求施舍",并剥夺他们的参加人民会议的权利。(参见马克思《六月革命》)可是,当时法国工人的生计就指望"国家工厂"的这点微博"施舍",他们是为失去这点"施舍"而不惜流血,发动起义。工人阶级的要求很实际很简单,完全不是马克思所想的。

 

就算六月革命成功,那么食不果腹的工人们,如何解救经济危机,如何变出足够的面包?他们又如何组建国家?他们是否有这个能力?工人阶级是劳动者,无论将工人和得如何神圣,他们实际均无能力主导,管理国家。

 

马克思想的是,夺取政权的工人,能按照他的蓝图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共产主义制度。而实际上,又有几个工人在意或知道他的《共产党宣言》呢?工人们的要求就是有工作、有面包,能养家,即使是军营般恶劣的"国家工厂"。

 

马克思不仅按照个人的思想当作人类的真理,照此设计人类的制度、社会、未来,并且他在这幅蓝图中,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安排了他们的命运。即为实现这幅蓝图,不惜流血献身,发动全欧洲的暴力革命。这是多么可怕的图景。幸亏马克思没有掌握到权力。而数十年后,列宁则在俄国实行了这幅蓝图。再过数十年,希特勒也是思路,按照他自己的憧憬,安排了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再后,还有毛泽东……。

 

人类之存在是自然形成的,需遵循人类所逐渐积蓄的文明经验,偏此,而按照人头脑的设想——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去安排人类的命运,不仅是妄想,也是人类巨大之灾难。

 

 

1848年.是克思异常兴奋和活跃的一年,这一年马克思30岁。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正在布鲁塞尔,他为之甚是喜悦。31日,他收到法国临时政府的信函,欢迎他回到法国。

 

184835日,马克思一家回到巴黎。马克思在巴黎重组了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其后,维也纳、柏林等地连续爆发武装革命,德国革命爆发。马克思备受鼓舞,他和恩格斯即时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并去德国创建支持革命的《新莱茵报》,该报的定位是民主派机关报。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下发给其参加德国革命的成员的指示,核心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国共和国",具体内容有17条:

 

1.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2.凡年满21岁的德国人,只要未受过刑事处分,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发给人民代表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4.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此外,这也是组织劳动的一种方法。5.诉讼免费。6.无偿地废除一切至今还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义务,如徭役租、代役租和什一税等等。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8.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9.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10.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等。它们全部归国家所有,并且无偿地由无产阶级支配。12.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有家眷的官员,即需求较大的人的薪金可以比别人高一些。13.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14.限制继承权。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该《要求》是马克思为这场革命制订的纲领、目的,并勾画了德国共和国的蓝图。马克思的这些要求仍让人瞠目结舌,简直是艺术青年的异想天开。不要说当时诸侯分立的落后德国,就是当今任何政体任何国家也不能做到。

 

要注意,这不是一篇思想理论文章,而是共产主义同盟参与革命的指令。这是《共产党宣言》发布后,马克思领导共产主义同盟首次直接参与革命。这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行为艺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从启始就是妄想,无视现实,不顾后果,而又是暴力革命,其难道不比封建专制、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更为恐怖吗?

 

当时,德国尚是欧洲落后地区,工业刚刚起步。"在1848年以前,德国实际上是没有大工业的。手工劳动占优势;蒸汽、机器很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1846年,德国地区的工业人口仅占人口比例的12.2%,而且多是手工业工人,受雇于作坊。1848年,德国手工业人数为84.2万人,而工厂工人为55万人。当时,柏林人口40万,工人只有5万。大多数工人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也更谈不上共和要求。(参见:关勋夏《关于1848年德国革命任务问题》)

 

恩格斯评述"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迫切要求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德国的产业工人一直是在中世纪保持下来的那些条件下混日子。"(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难怪革命刚爆发时,很大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他还说,"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 并且"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就当时德国的这种状况,靠谁去实行马克思的伟大纲领?又如何去实行?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同盟参加了1848年的德国革命,《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雄心勃勃。但其实际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 (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95月,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关闭了《新莱茵报》,流亡英国。

 

马克思夸大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力量,夸大了共产主义同盟的作用,最终他是夸大了自己,他以为他可以像拿破仑指挥千军万马,而他实际只有个人激情和空泛言辞。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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